我坐在民政局的塑料椅上，手里还握着刚领到的离婚证，纸张的温度依然清晰。证件的红色封皮上，还有金色的烫印，里面明白写着我的名字和陈建国的名字，日期正是今天。手机突然响起，大姑姐陈红梅打来了电话。在我尚未来得及开口时，她便大声啰嗦了一大堆，旁边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侧目。

陈红梅告诉我，这个月工资需赶快打给她，她想买一套打折的实木沙发，还提到陈建国他爸的护理床需要更换。接着，她又提到老房子屋顶漏水的修理费用，认为这些钱都应该由我出。最后，她给我算了账，让我把这个月的三万八工资转过去，剩下的钱多退少补。

我翻看了离婚证，手指轻触印记，内心的波澜并未因这冷清的数字而波动。离婚之后，陈建国便匆匆离开，说厂子里有机器故障要去处理。我们如此收场，实在无话可说。我告诉陈红梅我刚离婚，她顿了两秒，随即质疑我的话。她急不可耐地要求我把钱转过去，因为她看到家具的名额不多。

为了证明自己的确已离婚，我拍下离婚证的封面发送给她，结果对方沉默了片刻后又打来电话，询问是否能让陈建国接电话。我表示可以，但此时我心绪平稳。

在阳光的炙烤下，我回忆起陈红梅曾要求我将工资交给她掌管时的情形。那时候我刚升职，薪水增加了。陈红梅以家里开销大为由，要我把钱交给她管理。当时陈建国没有反对，甚至附和陈红梅的说法。

从那时起，我每月工资都是按时转给陈红梅。即便有时奖金，她也紧盯不放，提醒我按时转款。一次我生病请假，工资减少，她甚至赶来催促我下个月补上。

在民政局门外，我站在那里，思绪万千，太阳烧得后面发热。路边的包子铺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此时手机又响，是陈建国打来的。他在电话中询问我跟他姐姐说了什么，显然她告诉了他离婚的事情。我冷冷回应，离婚与她知道与否无关。

陈建国提起他母亲的健康问题，希望我多关心她，但我对此冷淡。他接着问我是否还是打钱给陈红梅，我直言不转。争论中，他抱怨我的无情，而我则强调这笔工资是我的。

挂断电话后，我走向公交站，站台的遮阳棚有个洞，阳光透过洒在广告牌上，正好是宣传老年钙片的。随着公交车的到来，我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。

车开动时，我翻看手机，发现工作群里有很多未读消息。而后，我又回忆起上次为陈建国母亲修床的事，当时求助家族群，却无人应答，最后我只能自己解决。车子转弯时我瞥见那家家具城的促销沙发，心中浮现几分犹豫，而手机再次响起，是陈红梅的电话。这次她的语气变了，试图以过往的付出来感动我。

我冷静回应，孩子是我和陈建国的，她的帮助是为她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为我。我提出她从未给我看过一份账目，陈红梅一时语塞。而这种对峙后，显然是我与她关系的终结。